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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半年,刘建超解决了多少反腐存量?

2019/10/22 19:09:09

上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半年,刘建超解决了多少反腐存量?

说起刘建超,半年前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一位儒雅睿智的外交官。很少人能将这位外交部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新闻发言人同“反腐尖兵”联系起来。

 

去年9月初,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访问法国推动反腐败领域合作,在新华社发布的图片中,刘建超出现在赵洪祝的身边,当时中纪委监察部中负责国际合作工作的傅奎已经调任湖南省纪委书记。而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部里的工作是主管亚洲地区事务和新闻、领事工作,跟国际反腐合作关联不大,因此他出现在赵洪祝身边时,敏锐的小伙伴瞬间嗅到了他职务变化的信号。

 

从与傅奎的交接看,刘建超上任的时间应是7月末8月初。当时,一批系统外的干部被选进纪检系统,引起了小伙伴们极大的好奇心:他们身上到底有怎样的“特殊才能”呢?

 

如今,刘建超出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并负责国际合作工作已有半年多,日前他在两会接受采访时亮出了一份成绩单:百名“红色通缉令”外逃人员,去年追回18人,今年追回6人,一共追回了24人。

 

“红通”人员是反腐存量,外逃年代久远,全球追捕如同大海捞针。2015年4月,抓回首名“红通”人员后,一年时间就销账了总量的四分之一,这样的工作效率、工作节奏,放眼全球都十分罕见,让人有一种电影《007》里的行动“紧张感”。

 

记者综合中纪委对外公布的名单,梳理出24人的归案时间。自2015年8月刘建超上任起,“红通”人员归案15人,占归案总数的2/3。

 

时间

红通嫌犯

原职务

2015年4月22日

戴学民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原总经理

2015年5月9日

李华波

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

2015年6月8日

孙新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原出纳

 

牛丽英

太原迎宪焦化开发有限公司原法人代表

 

黄水木

龙岩市天成房地产开发公司原董事长

 

韩建鹏

河北宇海文汇投资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

2015年7月23日

吴权深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原党支部书记

2015年7月25日

钱增德

江苏中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杨立虎

安徽瑞泰药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2015年8月21日

李远寿

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图们经营处原经理

2015年8月

顾震芳(被确认身亡)

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原出纳

2015年9月18日

杨进军

温州市明和集团公司原法人代表兼总经理

 

方翠英

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主管

2015年10月9日

詹再生

福建永升实业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5年10月13日

朱振宇

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工作人员

 

邱渤海

济宁硅元件厂原厂长

2015年11月1日

赵汝恒

山东鲁洁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12月5日

黄玉荣

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16年1月1日

裴健强

中企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部负责人

1月14日

陈祎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公司湖南分公司综合部员工

2016年1月30日

储士林

北京安华世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2016年2月6日

付耀波

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

2016年2月5日

张清曌

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原出纳员

2016年2月18日

常征

深圳市中油器材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注:上表以归案的时间顺序排列

 

这份成绩单,足以说明刘建超已完成从外交官到纪检干部的华丽转身。

 

越是成绩突出,大家就越是关心刘建超到底有何“特殊才能”。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从海外追逃的工作特点说起。

 

中纪委官网曾披露过江西亿元贪腐股长李华波的归案细节:李这个人很嚣张,出逃后还特别留下书信告知自己已经出逃。然而,他落脚的新加坡与中国之间并没有缔结引渡条约,也没有签署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这也成为了逃犯隐匿时可以钻的法律空子。

 

当时,在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下,检察、公安、外交、司法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先后8次赴新加坡,与新总检察署、警方、内政部、移民局等部门进行磋商。最高检、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驻新大使等多次做新总检察长、外交部长等高层工作。

 

而新加坡警方抓获李华波后,李仍未罢休,企图利用新加坡复杂的法律程序长期滞留国外,他向新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解冻中方通过司法协助渠道申请冻结的涉案财产。幸好,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适时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包括新加坡在内的缔约国承诺拒绝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因此尽管两国没有缔结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但中方仍通过反复的工作最终拿下了李华波。

 

请注意一个时间点,李华波逃到新加坡一个月后即被该国警方抓获,直至2015年4月才被引渡回国。为了引渡这名股长,众多中央部门齐齐上阵,可见追逃工作的复杂与艰辛。

 

李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海外追逃工作虽由纪检部门牵头,但与查办国内贪腐情形不同,其间涉及外逃国家的法律法规,乃至一些国际规则,需要和相应国家进行强有力的沟通,还不能在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因此,海外追逃的效率高低、成功与否,既要靠办案能力的强度,更要靠外交手段的硬度。刘建超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也是一名成功的新闻官,熟悉国际事务,外交履历和谈判经验丰富,同时还善于积极地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这些都是做好海外追逃工作的必备素质。

 

接受采访时,刘建超谈到“红通”一号人物杨秀珠的遣返问题,他回应说,“杨秀珠的案件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案件。所以我们一要有决心,第二还要耐心。同时我们还要同美方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能够使她尽早的归案。”

 

“决心”和“耐心”,刘建超的回应既艺术又专业,决心是基于当前的反腐大势,耐心则是基于国际合作的复杂性,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说明刘建超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

 

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必须给中央的知人善任点个赞,正是由于对纪检各项工作定位和重点的清晰认识,才能有针对性地因岗选材,把最合适的人,挑选至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我们现在常说要选好干部,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选拔上来,刘建超正是这样的成功案例。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题图来源:新华社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