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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个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袁钧瑛:实验可以重做,孩子的人生不可能重来

2019/10/23 2:05:50

世界上第一个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袁钧瑛:实验可以重做,孩子的人生不可能重来

在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中心主任袁钧瑛的身上有许多标签,她首次发现并定义了“程序性坏死”这一细胞死亡模式,被认为是诺奖级发现;她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她入选了我国全球引智计划中的最高级别中组部“顶尖千人”;她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的上海应届生理科第一名。

然而,她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母亲这一标签才是她最看重的,其次是科学家,因为“实验可以重做,孩子的人生不能重来。”

 

不是“虎妈”,而是顾家的“狗妈”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孩子身上倾注的时间多吗?

 

袁钧瑛:我现在一头白发,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呵呵。记得32岁的时候,我刚生下儿子3个多星期就回到了实验室,为了让孩子多吃母乳,我就用工作间隙把母乳挤出来,坚持了6个月。这样做,在那个时候也是不多见的。白天,我婆婆帮我带孩子,晚上都是我自己带。

 

在我儿子半岁多的时候,我就教他认字讲故事了,那些故事书都在美国波士顿的家里,没舍得丢。为了发掘两个孩子的兴趣,我陪他们去学了钢琴、芭蕾、绘画、足球、跆拳道等,这些陪伴孩子长大的日子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这可能是一种补偿心理吧。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父母工作忙,每周来看我一次。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南京进修了一年,回来后我几乎都不认识她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那您在孩子的教育上,算是“虎妈”那一类型吗?会“狮子吼”吗?

 

袁钧瑛:说起“虎妈”,她正好是我的一个博士后的妻姐。我绝对不是“虎妈”。就拿弹钢琴来说吧,孩子们有时偷懒,我就在一旁提醒催促,如果他们实在不想弹,我也不会坚持。女儿小时候对绘画有兴趣,我给她报了绘画班,她却不肯去。回上海探亲时我又特地找了一个绘画老师到家里来,她却躲在厕所里,我也就没有强求。儿子上中学时,经常不交功课,我就和他多谈心。

 

虽然两个孩子有时把我气得够呛,但我从来不会对他们大声吼叫,因为我知道这没有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如果要用一种动物来形容您的这一母亲角色,您会选择什么?

 

袁钧瑛:我一直想让孩子觉得自己是朋友,我属狗,所以“狗妈”可能更适合我吧,呵呵。狗也很顾家。我喜欢照顾家人,不管去哪里出差,都会给家人带礼物。因为两个孩子喜欢吃南美菜,我就照着菜谱学,现在最拿手的就是这个了。

 

两个孩子现在都学生物。儿子进入了我丈夫曾经工作的布兰达斯大学实验室,经常主动和我讨论科学问题,还说妈妈的工作很了不起。他在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很少理睬我,我就在一旁默默关注。现在我们几乎无话不说,他很感谢我给他们做了榜样,既把他们培养成了正直的人,也没有放弃做科学家的理想。女儿无师自通绘画很棒,哈佛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现在日本学习日本的文化和艺术。她语言能力很强,还会说法语、日语和西班牙语。

 

结婚是由教育部文件批准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丈夫俞强教授在2002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进入上海药物所,这对你们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吧?

 

袁钧瑛:当时确实纠结过,毕竟孩子都还小,我也正在专注地准备有关细胞死亡机理的论文。但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丈夫对中医药的研究有兴趣,他能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应该支持他。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和俞教授是大学同学,能说说你们之间的浪漫事情吗?

 

袁钧瑛: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和俞强成为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同班同学。他是班长,我是团支部书记。大一的时候,我们就谈恋爱了,不过这在当时的高校是不被鼓励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公开。后来,老师知道了还通知了我的母亲,她自然也是不同意的。

 

1982年,我和俞强通过中美联合培养生物化学类研究生计划,一起去了美国攻读博士。1983年感恩节,一群留学生聚会,大家打趣地问我们,你们要结婚吗?我和俞强就说,好啊,就今天吧。我们跑到大使馆询问如何办理结婚登记,那时留学人员少,他们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形,我记得后来教育部还发了个文件,同意我们作为留学生在美国结婚。出国前,我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医学院),我母亲从学校里看到了教育部的有关文件批准我和俞强结婚。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俞教授不在美国的时候,听说您的婆婆给您的帮助很大。

 

袁钧瑛:确实如此。不夸张地说,我婆婆是对我的事业帮助最大的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30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差,把家交给她很放心。我们还一起去学了插花,她比我插得好,家里的鲜花布置也都由她来做。

 

陪孩子弹钢琴跳芭蕾时,都拿着电脑在工作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如何平衡和科研的关系呢?

 

袁钧瑛:对科学问题的思考,其实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在陪孩子弹钢琴或是跳芭蕾的时候,我都拿着电脑在工作。有时候,睡醒了,想到一个科学问题,也不管是几点钟,我就爬起来工作了。我还有个习惯,从来不熬夜,晚上九、十点睡觉,早上五、六点起床,把精力最好的那段时间用来做最重要的事情。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是世界上第一个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为您当时的研究生导师Horvitz教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做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您又首次发现程序性坏死这一细胞死亡模式,改变了教科书。相比细胞生长,您为什么会对细胞死亡如此感兴趣?

 

袁钧瑛:我在哈佛大学的神经生物学课上了解到,大约一半的神经细胞在发育过程会死亡,当时的解释是,这些细胞是饿死的。我觉得这个不合逻辑,任何有选择性的东西都是有调控的,细胞的死亡是否也受到调控呢?我因此萌发了很大的兴趣。不过当时并没有实验室专门研究细胞死亡,这算是一个非常冷门的领域。现在朋友们都开玩笑说,我那时选了一个潜力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科研上多次涉足人迹罕至处,有过不被人看好的时候吗?

 

袁钧瑛:我在线虫身上发现了第一个细胞凋亡基因后,就想着做人体的细胞死亡研究。这在当时也没有一个实验室做这方面研究。于是当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室后,就把这个做为了研究方向。我的同事们都替我捏了一把汗,因为这在概念上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他们形象地说“袁钧瑛好像从窗户里跳出去了”,几年以后,他们又替我高兴,说我“不光安全着陆了,姿势还挺漂亮”。

 

哺乳动物细胞凋亡研究大门被打开后,很多人涌入这个领域。我这个人科研上不喜欢“轧闹猛”,开始下决心寻找是否存在“细胞的程序性坏死”的可能性。这在当时又是一个冷门的问题,因为大家认为细胞坏死是没有调控机理的。很多人劝我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很难找到靶点。我用了8年时间,把所有可能的靶点都考虑了,终于证实细胞坏死是能够被主动调控的,而且发现了控制细胞坏死的重要靶点,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细胞程序性坏死的机理在人类疾病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反映了您的一种什么性格呢?

 

袁钧瑛:我比较能够坚持,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下去。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在一个不为人知的领域里摸索,需要有很好的定力。不去设功利性的目标,关键是把每一天的工作做好。

 

如果不做科学家,可能会做作家或是记者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美国已经是功成名就,为何会选择回上海担任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中心主任呢?

 

袁钧瑛:我是上海人,对上海有感情,正好我丈夫也在这里工作。尽管在国外多年,如果一场体育比赛里有中国队,我是肯定为中国队加油的。

 

我在细胞的程序性坏死研究里,就是应用了化学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生物问题,两者的交叉融合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来上海工作,是我人生中想做的另一个重要的“实验”。合作,是科研组织者的一个难题。一个课题组只能独唱,而现代科学需要交响乐,需要专家的合作来奏出更多更动人的旋律。我想在这里创造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做出一个实验室无法做到的事情。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您看来,科研工作有什么独特魅力吗?

 

袁钧瑛:科学就像解谜语。首先我们要假设一个问题,就是谜语,然后通过实验来找出答案。因为这个谜语是自己设的,答案是以前从没有人知道的,而且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世界,这就是科研工作的独特魅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如果您不做科研,您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袁钧瑛:可能会做作家或是记者吧。我外公以前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也许是耳濡目染吧,我也比较能写,我上大学以前经常一个晚上写十几张纸的文章。后来做了科研工作,就变成写论文了。我有一篇论文,前后写了两年,一共改了73稿。修改,其实是发现问题和完善实验的过程。